中越勘界队员的野外生活:用脚步丈量中越国境线

2007-04-06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周雷 李怀岩

    从某种程度上说,勘界队员们是在用脚步丈量着中越国境线的长度和走向。为确定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线,共分为12个小组(今年起扩为14个小组)的中越联合勘界人员,已经在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工作了5年之久。今年3月底,记者走进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都龙镇南北村寨,正在那里进行工作的是第四联勘组的10人团队。对于中越勘界队员来说,过去5年和今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脚印,将串连成中越国境线的最终走向。 
  勘界组长以身殉职
  “长期在野外工作,饱一顿饿一顿的,时间一长,身体难免虚弱。蔡组长去世前一天,我还和一个队员从县城想带药给他。”身材瘦削的田丽华告诉记者,原组长蔡碧凌去世前的一个月就时常拉肚子,离开时年仅42岁。田丽华来自文山州马关县外办,蔡碧凌殉职后,她接任第四勘界组组长一职,带领着队员们继续行走在云南边境的崇山峻岭,和越方进行锱铢必较的谈判。
  第四勘界组中另外一名女队员叫袁自葵,她比田丽华在一线待的时间还长,大家都称呼为“三姐”。前任组长去世后,三姐写了一篇悼念蔡碧凌的长文,并将其称为“寄往天堂的一封信”:“老蔡,您好!您离去已12天了,您还好吗?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在那里还过得快乐吧?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能适应吗……”在信的开头,“三姐”这样写道。
  “回想过去的经历和记忆,我心里很难受。”在南北村寨鸡蛋坡对面的山上,提起殉职的蔡组长,“三姐”眼圈发红,泪光莹莹。
  滞留鸡蛋坡 
  鸡蛋坡又叫那美山坡,是中越历年来争议较多的地带之一。
  记者到达的当天下午,中越双方正在商讨该争议地点的解决方案。仅仅为了这个山包,中方人员已经在当地滞留了两个多月,而就在十几分钟前,“三姐”和队员们刚刚又和越方谈了一次,语气中带着疲惫。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使中方勘界队员总是处于精神紧绷状态。但勘界队员们表示,“这也很正常,勘界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技术组副组长叶丹彤的女儿在勘界期间出生,但是从妻子怀孕到出生,他没有陪伴妻子一天。在孩子出生之后,叶丹彤给女儿取名叶子涵,“我想让她包容一点,宽厚待人。”当记者问,能否用女儿名字的内涵对待中越勘界问题,叶丹彤连连摇头:“这是行不通的,我时常和越方勘界人员打这样一个比方:中越勘界的许多问题上,时常有10个苹果,中国如果和越南各分5个,那叫公平,我们有时候会宽容些说我4个你6个,但是他们时常的态度是10个我全要。”
  “什么水都得喝”
  “虽然大家称呼我三姐,但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野外,六七个人睡在一顶帐篷里,我们熟悉对方打呼噜的声音,甚至知道对方梦话里说什么。”三姐说。
    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等帐篷营地安顿好了,“三姐”就和司机上山砍柴,煮好饭给队员送去,或是在帐篷里等着他们回来。“三姐”说,队员们对找水的记忆都特别深刻,因为他们曾经要喝牛洗澡滩里的水,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是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
  刘建云是勘界组里的翻译,当记者要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时,这位2000年即参加了勘界工作的汉子连连摇头,“这么多年野外生活,我肚子已经习惯了生水,我回家都是喝生自来水,从来不拉肚子,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木棍插到绊雷上  
  3月25日,天气十分炎热,记者只穿了件短袖T恤,但是刘建云却裹着两条裤子,“我最不喜欢现在这个时候,深山里的草特别深,蛇也多,尽管天很热,还要穿两条裤子,穿高领秋衣。”
  刘建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一次工作组在麻栗山地段勘界时,大家给“三姐”搭了个帐篷刚要离开,忽然听到“三姐”进去时大叫一声,原来一条满身鲜艳花纹的毒蛇正盘在床铺上张望着。
  其实,在边界工作不仅辛苦,有时甚至有生命之虞。刘建云回忆,在立206号界碑时,中越双方的勘界小组组长坐下来商谈时,两国勘界员都围坐在一起,“这时,越方一个勘界员将手里的木棍往地上一插,只听见‘哐’的一声,大家心里一绷,糟了!再细看时,发现木棍插到的是一个绊雷,还好,年头久了,地雷已经失效了。”(周雷 李怀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