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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的“天下观”
黄时鉴
来源:《中国测绘》  <2008-12-29 09: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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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该图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证孙编绘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的放大增补本,绘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地图为双色套印,由24块拼合而成。地图纵134厘米,横236厘米。在图幅周边分别标注出葱岭(古代对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大西洋、俄罗斯、身毒国(古印度别译)、暹罗国、日本、朝鲜等。
    现藏北京图书馆。

    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三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上三国的“世界”观念的差异和演变来进行考察。总体上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传统的“三国”观后来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天下”这个词,可以说是非常广义的。但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它的含义却是很有局限的,所谓“天下”是指君临所及的王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对这个“天下”的认知也是逐渐扩大的。也有古人将“天下”扩展到尚未认知的以至想象的地方,为穷荒,为海外,为六合,但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换句话说,当时中国人看不到经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中国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而已。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又是与华夷观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君临天下,这天下包括了华和夷,从观念上说,四面八方的外族外国,都在其中。这个华夷观注重华夷之分、华夷之辨。这种分辨,包括民族、政权、地域和文化等多层含义。在华夷之间,严格区分出内外、主从、上下和文野(文明和野蛮)。认为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从中心向四边延伸,越处边缘,就越野蛮荒芜。这就是内外、主从、上下和文野的内涵。
    这样的天下观和华夷观表现在地图上的一个特点是天下图和华夷图几乎可以划上等号,华夷图只是天下图外延扩大一些而已。这从今犹传世的1136年的《禹迹图》和《华夷图》刻石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模式一直延伸到清代。
    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表现为:利氏地图以及西方系统的世界地图很少传世,地图原本的传存和摹绘奇缺,而后来少量的刻印图版又往往被简略得难以名状;在之后绘制的冠有“天下”或“华夷”名目的地图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仅有极少的民间绘制的地图上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曹君义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1644年)。即使在这幅地图上,有如海野一隆说的:“在巨大的中国周围是分割、矮化了的西方系世界地图的内容。图中的经纬线仅是装饰而已。”这同下文要陈述的日本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照。中国的情况,本文不多赘述。下面要讲的是笔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读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所做的一些记录和思考。

天下诸国图 最早收藏者古朗定在1712年以后

一、朝鲜的天下图

    利玛窦在中国一共六次绘制过世界地图,其中传存下来的首要代表作是1602年在北京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很大,六屏拼接起来是高1.79米,总长4.14米,总面积为7.41平方米。偌大的地图,1602年问世,第二年(1603年)竟已传入朝鲜,这样的传播速度显然得力于当时朝鲜经常来到北京的燕行使臣。后来,耶稣会士在中国绘制的其他一些关于世界地图作品也曾传入朝鲜,如艾儒略的《职方外记》、汤若望的“舆地球”(地球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等。
    利氏世界地图作为西学传入朝鲜半岛的先声,给朝鲜士大夫们带来了全新的西方地理知识,冲击了他们过去接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天下观。与中国近似,西方地理知识在朝鲜引起质疑、反对和拒斥,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中国以外还有如此广袤的天地,便开始反省传统的“华夷之论”,并在大量汉译西学书传入后,最终触发了“朝鲜西学”的产生和“北学派”的兴起。这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历时较久,从17世纪延续到19世纪,天下图就是在此期间产生的。
    这个时期朝鲜人绘制的大幅地图,往往仍冠以“天下”两字,如《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1666年,彩色写本、木版本)、《天下大总一览之图》(彩色写本,18世纪初)和《天下舆地图》(1747年,彩色写本、木版本);甚至一件在1777年摹写的艾儒略的《万国全图》,还改题为“天下都地图”,可见“天下”的概念在朝鲜影响之深。还可以注意到:中国经常题称的“天下一统”或“大统”,到了朝鲜改成了“天下大总”,处境和用字不同,实质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是一种狭义的“天下图”,也就是圆形的、图名上即简单标明的“天下图”,又称“天下总图”、“天下都图”、“天下(诸)国图”、“天下大总之图”,以及“四海总图”,等等。
    朝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天下图”?从现在掌握的原始资料看,可以说在17世纪后半期已经出现。可考知确切年代的《天下总图》最早,绘制于1684年。另一幅《天下图》被定于17世纪末期。还有一幅《天下诸国图》被其最早的收藏者古朗定在1712年以后。其他存世的天下图多半不能确定其具体年代,只能大体考定在18、19世纪的某一个时段。
    朝鲜的“天下图”是一种世界地图,对这一点学者们是没有分歧的。天下图一般被编入朝鲜特有的地图帐中。天下图的轮廓,按图形及其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最里面的是中央大陆,向外一圈是内海,再外一圈是环状大陆,再外一圈是外海;中央大陆、内海和环状大陆上都标有许多国名、族名和山名等。最早见读和研究了12种地图帐的日本学者中村拓这样描述:“除了19世纪非常近代的例外,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古代朝鲜地图帐展现了十分完全的外国知识,它们总是包含相同的一成不变的材料。通常含有以下地图:天下、中国、日本、琉球、朝鲜和朝鲜的八道。偶尔日本和琉球,或者天下,移至末尾。这些地图帐从古代保存下来,有木刻刊印本,也有手稿本。它们在尺寸、绘制技巧、色彩以至标题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在内容方面并非如此。”这个描述是切合实际的。但它的图式和内容的来源,它的性质,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

    从17世纪延续到19世纪,这个时期朝鲜人绘制的大幅地图,往往冠以“天下”两字。韩国学者李灿公布了他本人收藏的1684年刊印的天下图,这是一幅简式图,但却是可以考知年代的最早的存世的天下图。

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

    在日本,利氏地图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传统的“三国”观后来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中国的儒学从5世纪初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有长期的影响。日本当然知道“天下”这个词,也使用这个词,但在历史上即使曾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人赋予它的“中华中心主义”内涵,那也是比较模糊的和有限的;相反,它较早表现出非一天下、自主天下的意向。“神国”和“天皇万世一系”渐被定为日本的立国观念,它更不可能接受中国的“天下”观。
    “神国”思想支配下的日本后来具有何种世界观呢?那就是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日本的“三国”观。这个观念最早在9世纪初表述,人们所居住的地方是被称为“瞻部洲”的大陆。佛教徒认为瞻部洲在须弥山之南,日本列岛与其大陆相隔以海。天竺在瞻部洲的中心,中国是偏远的国家。大陆上的天竺和中国,海上的日本,是为三国。这就是日本的三国观。这个基于佛教思想的“三国”观在16世纪中叶以前已形成为日本传统的世界观。
    随着三国观的确立和流传,南瞻部洲图在日本广泛传播,有大幅的描写精致的彩绘本,也有各种木刻刊本。瞻部洲,又译作阎浮提,都是梵语的汉译。它的弧线轮廓被画成上宽下窄,有时呈鸡卵型,有时呈团扇型,所展现的是印度次大陆的形象。传世的日本南瞻部洲图大多是18世纪的作品,基本上可以考知年代。
    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中国人当然也知道“南赡部洲”的说法。譬如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记述。
    按照佛教的说法,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人们居住在南赡部洲/阎浮提,东南西北有四天下四主。这种说法,自与儒家的“天下”观并不一致,尽管玄奘补以“四主之俗,东方为上”之类圆融语词。佛教世界观的南赡部洲说,显然会与中国原有的“天下”观发生严重的矛盾,但事实上似乎没有产生大的冲突,可能儒家以为这只是佛教的空幻虚诞之说而已,并不构成现实的威胁。不无可能,在中国佛教世代相传的过程中,这个南赡部洲说是有意地被淡化了。
    在中国淡化了的佛教“南赡部洲”说,到了日本得到特别的重视和发展,衍生出了独特的“三国”世界观。自古以来,日本“受容”(接受和容纳)各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在“受容”的过程中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世界观上,日本是十分重视和强调在佛教的瞻部洲观念下形成的“三国”构架的。
    西方世界地图在传入日本后,尤其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批判,他们的南瞻部洲地图传统成为拒斥西方地理观念的主要阻力。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潮的演变,南瞻部洲地图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容”了西方世界地图上的部分内容。如宗觉的《团扇形南瞻部洲图》,最大的特点是在团扇的西北部画出一群大岛,表示欧洲,并首次标注出若干欧洲国名,其画法无疑参照了来华耶稣会士绘制的世界地图,据研究可能出自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这是日本南瞻部洲图的一个突破。总的说来,西方世界地图传入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广泛而深远的,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
    如果在时空上打开眼界来看17世纪至19世纪中韩日的地图,我们会发现三国存在不同的体系。中国以天下为中心的观念有力地处于主流的地位,从利玛窦起,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断绘制出世界地图,并不能动摇明朝和清朝的大一统的权威,相反,西方的世界观念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融于传统的天下观之中。这样,在清代康、雍、乾盛世,近代地图业绩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面积实测地图的绘制,而在世界地图方面却只能残拾传教士的遗存,别无长进。朝鲜继续承袭中国的天下观,但在其天下图中却企图构建一个既旧又新的、既实又虚的世界。与中国不同的是,天下图中的世界,虽然仍以中国为中心,而同时中国、朝鲜、日本等又是分别自为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地图帐”中,其编绘体系是:天下图在前,呈现天下的总体格局,然后是中国、日本、琉球、朝鲜和朝鲜的八道。日本较早就出现自立“天下”的意识,从南瞻部洲图的产生和流传可以看到,在16世纪以前日本已经形成“三国”观,其实就是将中国的天下观凭借佛教的思想演化成了三个天下的观念,日本自有其“天下”。这样的观念,使日本比较容易接受西方世界地图的传入,无非是将南瞻部洲的观念加以改造并扩大其内涵,没有中国以及朝鲜那种以“天下”为中心的强大阻力。在日本南瞻部洲图传统的地图帐中,原来编绘的是南瞻部洲图和日本图,后来就改为西方形式的世界图和日本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近代地图绘制,既有大量的日本地图,又不乏西方世界地图的摹写改制的作品,其数量之多和绘制之精,都是中国和朝鲜所未曾出现的。从历史文化的这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认知,淡化和摒弃中国天下观的日本,较早地“受容”了西方的世界观,较早地将眼光投向西方以及整个现实的世界。
    (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为五天竺图(1364)的线描示意简图。经推论,以《西域记》为主绘制的五天竺图最初出现在中国,然后经高丽传到了日本,时间当在唐宋时期。当时的东亚佛教信徒渴望到天竺去朝圣,《西域记》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指引书,五天竺图是他们的路线图。在日本,这样的一幅只是追索玄奘足迹的地图,逐渐演变成了表示南瞻部洲的世界地图。

    从上图可以判断。代表着日本传统的“三国”世界观的南瞻部洲图系统,在对利氏地图以及其他西方世界地图进行拒斥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容”西方世界地图的观念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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