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初中毕业后在农村下乡，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测绘”，更没见过地形图。记得有一年秋后，我跟着一位农民技术员，用一个木制的梯形“公插”，在大田里丈量土地面积，而后在一张约4开大小的白纸上，勾画出村里的道路、林带、渠道和一块块条田，标上编号和每块地的面积数据，草绘出一张村里的平面图。这张图成为村长手中的珍品，有了这张图，村长每年都利用它规划着哪块地播种冬麦，哪块地播种春麦，哪块地播种油料，哪块地播种土豆和饲料，哪块地作为歇地，哪块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使用地图科学地规划和部署着村里的生产。当年春天小麦播种后不久，有经验的农民老乡用铁锨在大田里“画墒” 。我们依据老乡画出的线条，在大田里“打墒”，也就是用铁锨打出一条条小埂子，当大水浇灌时可通过小小的埂子阻挡水的流向，确保水灌溉到大田的每个角落。农民老乡说“画墒”就是用眼睛来目测地势的高差和水的流向，原来“画墒”里就有“测量”的概念。有一次，我在参与挖一条支渠时，看到有位木匠在地上堆起小小的一堆细沙土，上面有一碗水，碗上横放有一根很直的方木条，瞄准前方约100米地面上的一个个小木桩，不时地去掉一些碗底的沙土或增加一些沙土，而后确定前方与后方木桩的高差，一站一站进行打桩定位。原来这是在测量这条渠道的水准（高差）。我们依据着农民测量的直线和木桩的高低，不停地堆积土方或开挖渠道，而后在渠底和两侧镶崁上鹅卵石。支渠修好了，放水那天，我看到一渠水缓缓地流进农田，农民就是用这样简单的方法测量地形的高差。
    其实，在我国古代从测量工具来讲，我们很早就有了准、绳、规、矩等测量工具，早在三国时期刘徽的《海岛算经》，论述采取多次测量传递的方法，测出地形、地物复杂多变的各点之间的距离和高差，原始的测量一直维持着农村土地的整理和渠道的修建。
    1975年，我有幸参加了测绘工作，领导把我们送进新疆军区某测绘大队学习。通过学习地形测量、水准测量和地图制图，我才知道水准测量原来是借助水准仪的水平视线实现直接测定地面两点间的高差，这才是科学的测量方法。我常常在想，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地形的高低是复杂多变的，农田干渠选址1米的高低，可使覆盖面积有很大的增减。水库大坝坝高的选定和坝高1米的升降，可使淹没面积有很大的变化，以致影响若干城镇村落的淹没或搬迁。
    2005年，我回到阔别30年前下乡的农村。看到改革开放30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条田平整，干渠、支渠、毛渠遍布田间。我问农民老乡现在是否还是用一碗水加方木棍测量水渠的高差。那位农民老乡说，现在搞新农村建设，村里已有了1：500和1：1000比例尺地形图，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直接量测地形高差，规划和设计自己的家园。我们的年轻人也会使用经纬仪和水准仪了，麦田里再看不到一条条“打墒”的田埂了。秋天大型的收割机可以在平整的大田里收割小麦。村里修干渠、修条田林带，修大坝都是由县乡专业测绘队伍使用全站仪等精密仪器来测量。如今过去的荒地早已平整成高产的粮田，过去那条支渠现已改建成青年干渠，浇灌着县乡1000多万亩地，过去的土墙马圈现已是砖墙了，知青居住的房屋现已改建成村里的文化站了，过去的土屋现在已是崭新的抗震房。
    改革开放30年，农村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变。从农村的变迁，我看到了农民对测绘工作的认知。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我看到了基础测绘成果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30年过去了，我作为一个测绘工作者，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作者单位：新疆测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