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时出现的一幕。一场自然灾害降临世界的某个偏远地区，造成破坏和伤亡。村庄被夷为平地，人们被迫住进帐篷，混乱接踵而至。如今，这一幕正在中国四川上演。一场以汶川县为震中的8.0级大地震令整个国家为之震颤。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救援人员急需迅速、准确、详细地了解灾区的新情况。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幅新的地图。
绘图仍是一项集体工作
多亏一系列技术革新，绘制灾区地图的工作效率比原来提高了许多，也使绘图人员在救援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动态绘图软件的问世、全球定位装置的普及加上可用的高分辨率卫星图片越来越多，已经改变了绘制灾区地图的过程。
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分钟之内，一套国际工作系统就能启动，对紧急状况进行定位和评估，并开始勘测灾难造成的影响。首先，在美国，一场大灾难将引起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等机构的反应。美国地质勘探局将向可能参与救援工作的机构发出书面通知，并在网站上提供一幅标明震中的简要地图。很快全球灾难预警与协调系统等快速反应中心将启动，提供相关的人口情况。救援机构将对灾区的自然和人口状况有一个了解。
一旦救援人员抵达受灾地区，为灾区绘制准确地图的工作就将正式启动。“地图行动”是一个专门从事灾区绘图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运作负责人奈杰尔·伍夫说：“人们希望了解灾难中心的基本情况，但他们也想了解受灾的范围。例如，缅甸的大面积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一开始无从得知这一情况，但查明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对救援工作的展开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地图行动”组织有可能拿出成品，但绘图仍是一项集体工作。联合国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大型慈善组织通常会建立名为“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的联合营地，以便共享它们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这些资料从各种源头蜂拥而至，包括电子邮件、文字、图片和口述。关键在于如何把它们变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和一幅有用的地图。
一旦大规模救援行动全面展开，就需要每天重新绘制和更新地图。伍夫说：“在救援工作的高峰期，会有数百家机构吵着要不同的地图。通常它们会告诉我们特定的要求，而且需要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拿到成品地图。我们会尽力完成任务。”从最基本的自然数据和人口数据到地雷的分布情况，救援机构对地图的要求各不相同。还有一些地图要求标出“3W”信息，即“谁在哪里做什么”。
新技术带来巨变
这一切也许看上去已经十分成熟，但绘图工作的发展历程却很短。仅在4年之前，在伊朗的巴姆市发生地震后，搜救小组还不得不依靠一幅从旅游手册上撕下来的地图展开工作。粗略的地图意味着搜救工作的效率很低，部分受灾地区在一开始被漏掉了。
如今，一系列新技术给绘图工作带来了巨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变化莫过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绘图人员得以记录、储存和处理地理数据，把它们变成人们可以使用的信息。1999年的奥地利大雪崩是最早成熟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事件之一。即便那时，绘图人员仍在使用台式电脑运行程序，而这并不利于现场工作。笔记本电脑的使用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突破。全球定位装置的普及是另一个有利条件。越来越多的救援人员开始携带全球定位装置；在报告新驻地名称的同时，他们也能够提供当地的精确坐标。
最后，可用的卫星图片越来越多，使绘图人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根据一项国际协议，美国地质勘探局与美国航天局（NASA）将免费提供二者联合掌管的陆地资源卫星拍摄的图片。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有了它们提供的免费图片，跟踪勘测海岸线的变化就不再是个大难题。
各机构很快就开始利用谷歌公司推出的软件“谷歌地球”。首次发现该软件协助人道主义事业潜质的机构之一是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现在，大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动。柯林斯-时代世界地图出版商柯林斯·巴塞洛缪同意向“地图行动”提供基本的地理数据，按绘图界的行话说就是基本图，从而使它可以立即着手，绘制紧急情况下所需的更为详细的地图。
离不开现场人员
更多的革新还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关注的重点转向了绘图技术的趋同上。地理定位开始与摄影相结合，使人们可以立即查明已拍下地点的精确位置。新的网络应用程序将帮助各机构共享数据，其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这一前景令奈杰尔·伍夫激动不已。他说：“突然我们将拥有对等的制图人社区。”
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尽管拥有了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但收集人文地理的数据仍然有赖于现场人员。这一技术可能会非常昂贵；通过便携式卫星调制解调器传输的数据每兆字节的花费是10美元，而卫星图像文件可能需要好几百兆字节。
另外，现场还可能断电，还要与资金不足展开长期斗争，难怪那些努力绘制自然灾害地图的工作小组不得不中断他们的工作。对那些可能要成为灾害地图绘制员的人，伍夫告诫说：“你们常常工作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中。你们必须有适应能力。你们总是会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工作组经常会不分昼夜地工作。这么说吧，肯定没有上下班时间之分。”
（根据5月14日英国《独立报》的文章“绘制灾区地图”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