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次系统展示西方绘制中国地图历史的“天子国度印象”展览去年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展览展出了从意大利带来的12世纪到19世纪西方人绘制的最有代表性的地图41幅，同时也有国家图书馆提供的利玛窦和李之藻合绘的《万国坤舆全图》等诸多古籍善本。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之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如何变化。在如今的人们看来，这些绘制精美的铜版、水彩地图更像是艺术作品，而就在它们的变换之间，却蕴含着历史的沧海桑田。

卫匡国与第一本中国分省地图

    此次展览的主体部分，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绘的《中国新图志》，这是第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包括了当时中国的15个省，以及一幅中国全图，还附带了一幅日本地图。这本地图集最早于 1655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一本参考了中国的《广舆记》《广舆考》《皇明职方地图》等中国经典舆图绘制的、在当时最精确的中国地图集，用意大利驻华公使戴世达的话说，“是将16世纪以前中国人领先于欧洲的地图绘制技术带入欧洲”的作品。同是意大利传教士的利玛窦，在明末为中国完善了历法，而卫匡国则结合中国的舆图和西方的制图技术，为中国绘出了地图。为了纪念和研究他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工作，意大利专门建立了规模颇大的卫匡国研究中心。
    在卫匡国之前，最早让意大利人对中国有所了解的是1275年到达中国的马可·波罗。从那时开始，中国就一直是西方人心目中的“黄金帝国”，一个繁荣而强盛的天子国度。从12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已经在地图上描绘中国，然而对于中国的具体地形和边界，仍然是一无所知。在托勒密的《宇宙志》，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球状地图上，中国一片模糊。1375年加泰罗尼亚王国绘制的东亚地图上，中国的边界完全不准确，比例也和实际相差甚远。更让今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地图上按地分封的各种标记，以及细密画风格的西班牙国王们的形象。如果不是图下标记“亚洲地图”，很难看出这幅充满了各种图案和线条的图，究竟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中国北方边界外面，有一群中亚商人正踏上回国的路。
    意大利卫匡国研究中心主任思卡尔德奇尼教授为人们解开了疑惑：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国只是一个模糊而恢宏的印象，“西方人认为那里居住了很多伟大的君主，还有很多堡垒和珍宝，所以他们也就这样画上去了”。而放射状的集束线条，则是“当时加泰罗尼亚风格地图的特征，他们的图主要是海图，由于航海的需要，就要将选定的某一个点做十六等分，然后将等分线延长。在地中海上航行，用这种图十分有用”。地图除了加泰罗尼亚风格之外，还有卫匡国代表的意大利派，以及奥特利乌斯的《世界概观》中收录的葡萄牙地理学家路易斯·若泽·德·巴布达所代表的葡萄牙派。“前者有很长的历史，表现出科学的精神。而后者则是那些早期的葡萄牙航海家，借助和中国的联系而绘出。”
    在17世纪以前，西方地图的绘制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和今天我们习惯看到的高度抽象，只有经纬度和地名、海拔的地图不同，当时的地图充满了浪漫色彩。1584年荷兰安特卫普出版的《世界地图》，在椭圆地球和纸张的边缘之间，全部绘上了正在鼓腮吹气的风神。在亚洲部分则只有非常模糊的中国，和印度之间也毫无边界可言。1584年，奥特利乌斯的《世界概观》当中收录的巴布达所绘的中国地图，在历史上来说是西方最早绘制的单张中国地图，宁波一带的海岸线完全出自西方人的猜测，而海里画着正在喷水的鲸鱼。地图的西部十分粗略，大致只能看出洞庭湖、鄱阳湖。卫匡国的图则十分详尽，图中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分省地图上标出了该地的特产或者特点，与如今的地图已经十分接近。在《北直隶》（当时也称京师）这张地图上，他在角落的特点栏里描绘了中国的皇帝和皇后，这大概是他心目中京师最大的特点了。

地图连接起来的意大利和中国

    卫匡国是第一个将中西方法融合起来绘制中国全图的人，中国的地图最早传到西方是14世纪，但大规模看到并且参考中国地图的还是亲自前往中国的卫匡国。当时的中国地图制图十分发达，中国的制图专家能够把政治、地理、天文等方面的内容都展示在地图上，而且精度相当高，让当时的传教士们十分震惊。中国人用散点的方式来表示沙漠的做法，也是这个时候被西方人了解并加以效仿的。
    在卫匡国之前，利玛窦的《万国坤舆全图》则是意大利传教士第一次向中国皇帝，当时在位的明神宗展示世界之大。1584年第一次绘出的《万国坤舆全图》总共用了四块刻板，每一块都有一人高。此次展览展出的中国部分，乃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最早存放在西什库教堂。上面不但有真实的世界版图和风俗，也有各种传言和猜想。在如今黑龙江一带，上面写的地名是“北室韦：地多积雪，人骑木而行，以防坑陷，捕貂为业，衣鱼皮”。而中亚的“牛蹄突厥”则是“此国俗，父母已老，子自杀之而食其肉，以此为恤双亲之苦劳而葬之于腹，不忍葬之于山”。很难想象，当时的明神宗面对这样一个纷繁的世界，会作何感想。但很可能明神宗只是把这幅地图，和利玛窦献上的其他西洋玩物一起锁入深宫。否则当清朝接管故宫许久之后，道光帝在面对强敌时，大概不会问出“英吉利方圆几许？与新疆有无陆路可通？”之类的问题。而利玛窦最有开拓性的贡献，则是将以往被放在太平洋一隅的中国放到了地图的中央，此后中国印制的世界地图大多是此格局。他携带来的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绘制地图用的双半球投影仪，现在也存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地图史研究专家李孝聪教授很为这个曾经存放在古观象台的仪器得意，“现在世界上就只有中国还有实物了，西方学者要研究还必须到中国来看”。
    与利玛窦不同，卫匡国的经历要坎坷得多。他到达中国的时候，正当清兵入关大举南下，他一路北上，历经坎坷，这些经历他都写入了《鞑靼战纪》。他的传教之旅在中国并不一帆风顺，最开始起“匡国”这个汉名，是要取悦于明朝当局，而后来清朝大局已定，他又谒见过顺治帝。其间他还被教会召回诘问，经历若干次匪患火灾，最终在48岁的时候客死杭州。
    卫匡国到过的地方有浙江、江苏、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他至少游历了当时中国内地15省中的六七个省，所以在他的地图中山川风物尤为准确。比如在山东地图上他就绘制了几个山东猎户的形象，而在广西则是几个工匠。在地图附的志记当中，有非常详细的对于中国各个方面的描述，从物产到各民族关系应有尽有。但李孝聪认为，他的地图之所以能够达到17世纪的最高水平，还是因为他认真参考了《广舆记》《广舆考》《皇明职方地图》等中国地图。而他参考的中国本土地图，也同样可以在展览中看到。今日人们可以从他所绘的既富艺术气息，又详尽记录当时地理的地图中，想象自己的家乡曾经如何，其中的沧桑变化都浓缩于小小一方地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