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刚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完成。刚好在此期间，我有机会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感觉十分难得。
    提起重庆，首先就会想到红岩，相信像我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朋友，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红岩之于我们这一代人，是景仰，是壮怀，是无尽的追思，是永恒的纪念！因为我们是沐浴着新中国的旭日、读着《红岩》这部小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尽管这一代人如今已不再年轻，但从少年时起接受的教育，让我们对新中国这段来之不易的历史有太多的印象，红岩在我们心中是一座丰碑。

①

一

    红岩之所以成为史诗般的名字，源自于20世纪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共赴国难，国共两党捐弃前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11月20日，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的宣言，重庆从此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因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成立了党的秘密领导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中央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区党的组织。同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辗转来到重庆。根据形势的变化，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长江局，在重庆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接替长江局的工作。南方局全面负责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区以及香港、澳门和海外地区党的组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迁至重庆后，也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南方局的主要工作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或为中共代表，或为国民参政员，并以此同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
    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中的很多画面，为今天的观众再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所在地——红岩村。红岩村位于今天的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60多年前，这里还是重庆的市郊。“红岩”本是当地的一个地名，因为这一地区在地质上主要由侏罗纪时代的红色页岩构成，从嘉陵江上望去，红页岩伸向江边，就像一只动物的嘴巴，因此人称红岩嘴。20世纪30年代，饶国模女士买下这片土地，兴办了“大有农场”，当地百姓便把农场一带叫做红岩村。作为中共秘密机关的南方局在公开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设立时，最初同在市内机房街70号办公，但因住房不够用，加上日机轰炸，很不安全。周恩来于是指示在城区近郊另觅新址，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最终选中了饶国模的“大有农场”。饶国模是一位爱国知识女性，她思想开明，热忱抗战，同情革命，她的三个孩子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拟在她的农场建立机关时，她“欣然延纳”，当即划出地皮供中共修建办公住宿大楼，还积极协助筹建工作。1939年秋天，由办事处同志们自己设计修建的办公住宿大楼竣工，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到此办公，条件比在城区有了改善。这里的门牌号码是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

②

    一个薄雾蒙蒙的周日午后，我们来到仰慕已久的红岩村。沿着长长的石级走上去，一座正方形的红色建筑赫然矗立在眼前，这就是今天的红岩革命纪念馆，馆名为董必武所题。从纪念馆右侧的小路走进去，不远处即有两根石柱架起的一块陈旧匾牌，上书“大有农场”四个字。进入大有农场，近处一栋朴素的小楼是饶国模女士的旧居，旧居里展出的图片和实物，向人们讲述了饶国模女士的一生和她在抗战八年中对八路军办事处鼎力相助的故事。1946年5月，董必武在离开重庆前曾为饶国模赋诗一首：“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以此感谢她的支持和款待。1948年，饶国模在川东地下党处于危难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饶国模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等职。1950年，她把红岩大有农场的土地三千方丈连同办公大楼在内的所有房屋无偿捐给党和政府，1960年她病逝于北京，现葬于红岩。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时，曾深情地慨叹说：“没有饶国模，哪里来的红岩呦！”
    大有农场的门坊内，有一棵高大的黄桷树，树的左右各有一条路，右边向上的路通向八路军办事处；左边向下走，则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大楼。这棵黄桷树刚好处在三岔路口上，人称“阴阳树”，当时有顺口溜为：“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桷树”。如今，这棵树依然枝繁叶茂，忠实地守候在三岔路口处，对当年风雨如磐的历史，它应该是最好的活的见证。
    我们沿着黄桷树右边向上的路走去，不一会儿便看到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住宿大楼。这是一座灰色的砖木结构建筑，外观很普通，看上去是两层楼，实际为三层（图②）。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座楼占地800平方米，有大小房间54间。进入楼房前，她提醒我们可以向对面的山上望一望，山头的隐蔽处，当年国民党特务在那里曾设有监视哨，对进出办事处的人员随时进行监视。走进大楼，左手旁是传达室，来人都要先在此登记。屋里只有简单的两桌两凳，但在一桌下隐蔽处安有连接楼上电铃的脚踏板，如发现来人可疑，工作人员可以及时踩下脚踏板发出警报。传达室的门后，还有一秘密楼梯，紧急时可随时由此上楼。小小的传达室，功能却如此隐秘重要。办公大楼的一层是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机关，皖南事变前，这里也是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下设的经理科、文书科、总务科、交通运输科和警卫班都在此办公，另外还有会客室、医务室、储藏室、公开电台、电话和救亡室等。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办事处把公开与秘密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圆满完成了掩护和警卫南方局机关的任务，同时还承担了统战工作、地下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护送人员物资到延安、筹措资金等重要任务。

③

    二楼是南方局机关和南方局负责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南方局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工作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经济组、秘书处、图书室都设于此。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秦邦宪、何凯丰、王若飞、吴玉章、林伯渠、林彪等，均曾在此办公和住宿。南方局所属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来红岩汇报请示工作、学习中央文件，也都住在二楼。二楼东头靠北的一个房间比其它房间稍大些，但看上去也不过20余平方米。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时，毛泽东就在这里办公和住宿了41个夜晚。在这里，毛泽东重新手书了自己1936年作的词《沁园春·雪》，送给柳亚子先生，发表后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也是在这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对谈判进行深入切磋，并在此指挥了上党战役，为谈判成功赢得了主动权。这个房间里摆放着当时仅有的两件“奢侈品”，一个简单的台式电扇，一台老式的收音机。二楼西侧一排大小相仿的房间中，有一间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一套办公桌椅、两个竹制书架、两把藤椅，是室内的全部家当。从办公室内的一个小门下去，有一个很小的阁子间，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床，那就是周恩来的卧室。引人注目的是，办公室墙上贴着周恩来手书的《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这七条修养要则的背景是，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红岩参加党的整风学习，作为南方局书记，他在整风会议上带头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晚上，他整晚独自在办公室里思考，最后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面对60多年前伟人这深刻的反思，我们今天的人心灵实应为之震动！二楼最大的房间是图书室，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粗木条案，靠墙摆放着一排竹制的书架，里面放满书籍，上方贴有一条幅：“太忙就挤 不懂就钻”。条幅如此简明扼要，令人侧目。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种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学习和工作的。
    三楼显得低矮狭小，从外面看，这一层的窗户只是楼顶的一排换气窗。这里是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机要科和秘密电台，主要负责与延安及各地电台的联系，以及机要文件的传送。由于楼道和房屋窄小，形似鸽楼，同志们戏称是“鸡鸭行”。三层的楼梯口有一小门，门后一个高脚凳上有一托盘，里面放着一些纸包。据讲解员介绍，当时这些纸包里装有石灰粉，放置的目的是以防万一有特务或军警冲上来，可以将其投掷出去，为紧急销毁秘密文件赢得时间。所幸的是，南方局和办事处在此办公的八年时间里，从没有特务军警走上过三楼。
    坐落在重庆市区中山西路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图①），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另一部分机构的所在地，南方局的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就设在这里。周公馆的院门不大，相比之下更显得四周灰色的围墙颇高。只有走进去，人们才会发现，里面原来别有洞天——这是一座有大小两个天井、中西合璧式的建筑。1939年初，中共代表团迁来重庆后，邓颖超便以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一层和三层的全部，以及二楼的三个房间，对外始称“周公馆”。周公馆大天井院一侧的墙脚下，一片花草掩蔽着地下防空洞的洞口，据说从这个洞口下去，有地道可直接通到嘉陵江边，这就便于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出入。周公馆西边百米处，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公馆，东边隔墙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当时常有国民党特务装扮的小商贩在四周活动，对进出周公馆的人暗中盯梢监视。周公馆内二楼西侧和前院小天井底层的几个房间，被房主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的刘瑶章、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可见此地环境之复杂。对此，董必武1958年重返曾家岩时曾作诗形容：“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临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此处可谓虎穴中的堡垒，被喻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在这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国内国际统战工作，团结广大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促进中外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赢得了国统区广大群众的民心。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说过，要是没有南方局周恩来他们的大量工作，国统区人民就不会这么热烈地支持我们。这是对南方局工作的高度评价。
    离周公馆不远，就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白天在市内办公会客的地方——桂园。桂园是张治中先生的公馆，一个小而宁静的院落簇拥着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楼前有两棵生长茂盛的桂树，桂园因此得名（图③）。桂园见证了重庆谈判的最终时刻：1945年10月10日，经过40 余天的艰难谈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在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飞返延安，重庆谈判落下帷幕。
    还有《新华日报》虎头岩村总馆、《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等处，这些旧址如今均归红岩革命纪念馆管辖，它们是“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的诠释之地，是我们当今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之所。

④

二

    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这一代曾经通读过《红岩》小说的人，最初理解“红岩”一词的含义，大多也是由《红岩》这部小说开始的。
    红岩村、曾家岩、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参观中购得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再铸红岩魂》一书，书中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这样向读者介绍“红岩村与歌乐山相距10多公里，是两个地方。反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是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反映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革命烈士斗争事迹和中美合作所历史的是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歌乐山在重庆城的西北部，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从市区到歌乐山脚下也就二三十分钟的车程。人们说重庆有缙云山、黄山、真武山等众多大山，歌乐山在体量上远比不上它们，但却比它们都出名。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山融进了历史，从抗战初期到新中国诞生，这座山中走进过众多的历史人物，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这是书写历史绕不过的一座山。
    歌乐山原本风光秀丽，遇风雨万籁齐鸣，丛林清响，被古人称为歌乐山；也有说古代治水英雄夏禹与重庆南岸涂山氏之女结婚时，曾歌乐于此，因而得名。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时，蒋介石选中歌乐山修建官邸，先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居住，称为林园。1943年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便收回林园并再次扩建，成为他在重庆的主要住所。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的当晚，便下榻在林园。次日清晨毛、蒋二人清晨散步不期而遇，曾在林园内一石桌旁交谈。这一场面在《周恩来在重庆》电视剧中有一组特写镜头展现。

⑤

    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歌乐山逐渐变得沉重、变得黑暗、乃至变得悲壮。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歌乐山一带建立“乡下办事处”，强占了大片山林土地和房屋，从事特务活动。戴笠与美国右翼分子梅乐斯共同策划建立的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更使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搜捕、屠杀革命人士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原是四川小军阀白驹的公馆，取名香山别墅（图④）。1939年即被戴笠的军统局买下，成了关押“严重政治犯”的看守所。这里曾经关押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爱国将领黄显声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由白公馆向北不到5华里，便是渣滓洞监狱（图⑤）。这里原是一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43年这里被军统局定为监狱，关押过不计其数的革命者。白公馆、渣滓洞人称“两口活棺材”，小说《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成岗、“小萝卜头“等坚贞不屈的形象，都能从这里找到生活原型。当然，叶挺将军在这里挥写出千古不朽的《囚歌》、杨虎城将军在这里被特务杀害，更是人们熟知的史实。1949年11月27日，歌乐山下已经能够隐隐听到人民解放军进军的炮声，穷途末路的敌人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施行了集体大屠杀。3天后的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些忠贞的生命就这样倒在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里！
    今天人们走进这里凭吊先烈，除了缅怀他们那愿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崇高气节和精神外，还会对《狱中八条意见》印象深刻：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里的背景是，从大屠杀中越狱脱险的罗广斌同志为执行难友们的嘱托，追记整理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和总结，于1949年12月25日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共八部分，其中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这是狱中共产党员向党的最后寄语。今天我们面对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意见，实应让它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特别教材。
    壮哉红岩英烈，伟哉红岩精神，我们和我们的后辈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