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进程规律表明，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是危机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2003年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刚好处于这个阶段，因此也有人称我国已进入危机高发期。但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新闻观念中危机似乎只有“负面性”，甚至流行这样一个公理：负面信息的传播会引起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应该谨慎处理，尽量淡化该类事件的报道。本文分析了危机报道的消极作用，肯定了SARS以来我国政府和媒体在该类事件报道方面所做的积极尝试，并试图从媒介素养教育角度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危机报道的概念及作用
“危机”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词汇，在中国称“突发事件”，中文里是“危险”和“机会”的复合词。按照《韦氏英文辞典》的解释，“危机”指“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由此可见，“危机”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决定了事态向着更好或更坏的方向发展。危机报道又称“灾害新闻”“负面报道”“灾难性新闻”，有人这样定义：“所谓危机报道就是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报道 ① ”。
危机报道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功能。积极方面而言，媒体对危机事件的传播，一方面可以向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反映社情民意，向公众提供预警信息和灾难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的舆论引导，尽量减少或消除谣言的不良影响，尽可能减少伤亡和其他不必要损失。
然而危机报道的消极作用更引人关注，如长期的负面报道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人形成腐蚀性的隐性效果，短期内对危机事件的集中报道会造成人的精神松懈、意志涣散等，其中“可能引起社会恐慌”的消极作用是危机报道让人“非议”的最主要原因。
“负面新闻信息是消极的，它一般指人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冲突、失衡、不和谐的变动 ② ，”如各种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意外事故等。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件，它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人们的恐慌情绪。
二、政府和媒体在危机报道中所做的积极尝试
在我国，危机报道在政府新闻政策的规范和指导下进行。如1989年1月，国务院、中宣部发出《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规定包括疫情在内的重大突发事件，要请示国务院领导，一般由中央新闻单位报道，必要时由新华社统一发布。199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重申了1989年1月《通知》的精神，规定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一律由中央外宣办公室协调，归口管理，新华社统一发稿 ③ 。由此，如果没有有关部门授权，各地新闻单位一般不能擅自公开报道。
2003年4月20日之后的SARS报道是我国危机报道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谣言止于公开”是此次事件给政府、媒体和公众留下的最宝贵经验。在这次事件推动下，2003年5月7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表明我国政府在危机信息公开方面迈出了一大步；2006年初国务院又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此后，危机事件的新闻发布制度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
媒体反思自己“环境监测功能”缺失的同时，也在积极努力。如《中国青年报》在繁峙矿难中，不顾阻挠，首家披露了矿难真实死伤人数以及某些媒体记者收受矿主贿赂作虚假报道的实情。
三、进行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是消除危机报道负面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危机事件的公开报道有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但凡事不能因噎废食。政府和媒体意识到了危机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也作了很多积极努力，但在提高公众危机承受能力和媒介素养方面，尝试并不多。本文认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众对媒体报道的认知、批判能力，是消除危机报道消极作用、有效应对危机事件的可行性建议之一。
媒介素养教育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一般认为ER·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1933年合写的《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为其开端。为保持英国本土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和健康，利维斯在该书中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通过这种教育，使学生能够防范大众传媒的错误影响和腐蚀，自觉追求符合传统精神的美德和价值观。这种教育，强化学生具备甄辨和批判意识的方法被后来的批评家们称为‘免疫法④’”。
“媒介素养就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它是“人们面对媒体各种新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 ⑤ 。”媒介素养教育则指教育学生了解熟悉大众传播资源的内容，理解大众传媒的本质，掌握运用传媒的基本技能，学会管理自己的传媒事务和传 媒生活，建立与传媒合理互动的关系 ⑥ 。
媒介素养教育在发源地英国很普遍，自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甚至还开设有专门的培训学校。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据文献记载，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始于1977年。当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了大陆首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但媒介素养教育在国内还没有展开和普及，只是在有些高校开设有新闻传播学全校性的选修课，供非新闻学专业学生了解媒体的基本知识。
由此可见，在我国，全民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没有对公众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单靠公众自己对媒体的理解和认知，很难快速提高他们的媒介判断力、消除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和腐蚀。而具体到危机事件报道，通过开展以如何正确认知媒介功能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再加上政府和媒体所做的积极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有效应对危机事件，进一步减少危机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失。（宋会平）
参考文献
①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②邓利平：《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角》，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③（《新闻法规须知》第30到第34页，学习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从信息传播角度对处理SARS疫情的思考》，力丹做学问
④（英）大卫·帕金翰：《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⑤张志安、沈国麟：《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新闻记者》，2004第5期
⑥厉爱民：《教育新视点——传媒教育》，《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