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是军事测绘技术发展的成熟阶段。军事测绘管理采取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体制;军事地图制作空前繁荣,并呈现图志相结合的特点;军事工程测量在大运河的开凿和长安城的修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的军事地理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兵要地志资料;唐代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纬度测量;覆矩、水平仪等新的测量工具在测量中得到应用。

    隋唐及其五代,先后408年,统一、稳定、发展是主基调,但也发生了多次持续久、规模大的战争。这些战争的需要,牵动着军事测绘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文化长足发展。可以说,在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军事测绘技术如军事地图制作、军事工程测量、军事地理调查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一、军事测绘管理

    隋唐在兵部下设职方司主管军事测绘,包括全国及周边地区地图的测绘与管理。唐代在全国重要的战区设置节度使,节度使总管当地的军务及政务。唐代的两位著名的制图学家——贾耽与李吉甫都担任过节度使,他们主持测制的军事险要图是唐代军事地图的代表作。这说明,各个战区的军事测绘管理应该是由节度使及其部属负责的。此外,各州县的测绘职官(或兼职)提供的地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情况,是军事测绘管理的基础材料。总体上说,隋唐军事测绘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隋书·百官志》记载,兵部下设的职方司主管地图,“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司郎二人”即兵部尚书属下的职方郎中、员外郎是朝廷主管军事测绘的职官。唐代也是这样,“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1)。可见,兵部的职方司是军事测绘的管理部门,其责任包括军事地图测绘及其管理,军镇边防的守卫,周边民族归化等多项事务。对军事地图及其图记要5年修改一次,遇到州县增废,则要随时修改上报。职方司的管理范围遍及全国。据《旧唐书·职官》记载:“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场之争讼者,举而正之。凡天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六,下戍二百四十五。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置之。”这说明,在唐代职方司掌握着东西南北中五方区域的军事地理的动态变化,包括245个军事重镇、342个戍守地点或区域、大约相距30里一个的烽燧,其中靠近边境的还要筑城防卫。这些军事地理要素在职方司编制的军事地图上应该历历在目。
   《旧唐书·职官》记载,职方司共有职官21人(职方朗中1人、员外郎1人、主事2人、令史4人、书令史9人、掌固4人),是个小的管理机构。从其人员构成看,承担的责任主要是管理,因为由这么少的人员去承担大量的具体的军事测绘任务是困难的。职方司对全国地图测绘负有领导责任。如《五代会要·职方》记载,兵部职方向全国发出指令:“各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错”,“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不得漏略”。这也说明,兵部的大量的基础测绘资料来自各地的图经。职方司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同,即相关部门要向职方司报送测绘资料。鸿胪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吏,“凡番客至,鸿胪讯其山川风土为图奏之,附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2)。就是说,当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来朝的时候,鸿胪要了解“其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并向职方司备案。掌管城池、桥梁、道路、水道等工程建设的工部所进行的工程测量成果也应该汇集到职方司,以便用来编绘和修改军事地图。负责天文观测的太史令及其属下,负责“天下之测量之处,分(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表准,其详可载。故参考星度,稽验晷影,各有典章”(3)等,其测量成果会直接或间接地为军事测绘服务。
    战区的军事测绘,一般由各地的军事长官负责,由幕僚中的行军司马等实施。在唐代,把全国分为十道。道实际上是军事区划。各道的节度使(或观察使、经略使)是战区最高军事长官,他们领导着本战区的军事测绘。著名制图学家贾耽曾先后任山南西道和山南东道节度使,他主持编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轴。著名地理学家李吉甫曾任淮南节度使,他主持绘制的《淮西地图》和《河北险要图》也都是战区军事地图。就是说,贾耽、李吉甫这样的节度使不仅是军事测绘的领导者,也是军事测绘的实践者。在节度使幕僚中的行军司马、户曹、田曹、兵曹等,参与诸如勘测、搜集材料等测绘活动应该没有疑问。河东节度使都虞侯李荃撰写了《太白阴经》,其中记述了对城堡进行水准测量方法,并详细描述了水平仪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这说明都虞侯李荃是精通测量技术的。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建立了由地方造送地图的制度,这是军事测绘管理一个重大进步。隋大业年间,隋炀帝下诏全国州县,向朝廷报告当地的物产、地图。唐代前期,兵部要求各州每3年造送一次地图,即所谓“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4)。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为每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将地图每五年造送的制度改为每逢闰年造送。公元932年,吏部尚书王权在上奏时提出:“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如图。其有山岭浜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5)为了完成地图造送任务,各州县会组织人员进行相关测绘。各地的第一手的测绘资料,不仅为战区军事地图的绘制和军事地理研究提供了资料,也为编绘全国性军事地图奠定了基础。

二、军事地图及其测制

    隋唐时期,军事地图制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保存的地理图籍有160部、1292卷,其中各类地图18种、489卷。这些地图中,著名的军事地图或具有军事用途的地图主要有:隋代虞茂编撰的《区宇图志》128卷,朗茂编撰的《诸州图经集》100卷,负责西北军务的裴矩编制的《西域图志》3卷。唐代则有贾耽主持编绘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图》,李吉甫主持编绘的《十道图》10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其中只有《元和郡县图志》的志部分流传下来。此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区域性地图,如《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等,这些地图成为军事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地图的繁荣与贾耽、李吉甫的贡献密切相关。贾耽与李吉甫是继裴秀之后的两位著名的制图学家。贾耽(公元729805年)字敦诗,唐代沧州南皮人。他曾先后担任节度副使和节度使等军事职务,担任接待国外使者等外交事务的鸿胪,担任管理国家工程、军队屯田、交通运输的的工部尚书,以及管理国家图籍的御史大夫和校检图籍的检校司空。丰富的经历特别是担任军事职务的经历,广阔的视野和对地理学的爱好,以及能够参考国家图籍的便利,为他依据裴秀的制图法绘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军事图记奠定了基础。李吉甫(公元758814年)字弘宪,唐代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初任太常博士、刺史、中书侍郎等,参与策划了讨平剑南节度使刘辟和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在消弱藩镇势力的斗争中建立了功业。后任淮南节度使、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任宰相。军事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了军事地图的作用,所以他十分重视并致力于军事地图的测绘。他主持编绘的《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等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
1.全国性军事地图
    《海内华夷图》是一轴涵盖华夏大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下大图。由贾耽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指导画工精心编绘而成。同时,贾耽编写了相应的40卷的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旧唐书·贾耽传》记载,在贾耽的献图表中说:“注意地理究观研考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注:珠宝)之路,乘船来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访求其住所,……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注:班固)史发源。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耗费贾耽30年心血的《海内华夷图》已经亡佚。但从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刻在石碑上的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华夷图》和贾耽向皇帝的献图表中,可以知其大概。首先,《海内华夷图》囊括了唐代人的地理视野,是以华夏大地为中心的包括已知的周边地区的天下之图。按唐代尺寸折算,它的宽和高分别约为8.2米、9米,是自裴秀以来的第一大图,适合挂在朝堂上阅览。石刻《华夷图》上记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注: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著闻者载之”,说明贾耽的原图上描绘了“数百余国”,远远超出了唐代的疆域。贾耽曾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有条件向来华的外交使节和商人了解域外情况,“凡四夷之使或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始终,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6),再参照汉代班固撰写的域外地理情况,其对“四夷”地理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联系到贾耽曾是负责一方军事的节度使,以及此前绘制过区域军事地图,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华夷图》上又有诸如长城等重要的军事要素,可以说《海内华夷图》也具有明显的军事用途。其次,《海内华夷图》采用了比较科学的制图方法。比如继承裴秀的制图六体,并按照“一寸折成百里”的比例尺绘制,据此换算出的地图比例尺约为1:1500000;对古今郡国地名分别用黑色、红色注记,即所谓“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贾耽在献图表中说:“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大半。”说明编图过程中,不但进行了认真考证,更重视现实情况的描绘。石刻《华夷图》不是《海内华夷图》的简单的缩绘,但也可以由此看出,“贾耽《海内华夷图》不但所载国家多,而且各大江大河流向位置的绘制也比较准确;海岸线虽然变形较大,但线条的绘制还是比较清楚;城镇位置正确;不但绘有沙漠,而且绘有长城，各要素的许多与今图符号相同或接近”(7)。
    《十道图》是唐代绘制的全国性分卷地图。唐代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划全国为十道,道的划分主要以河流和山脉的自然走向为准。道起初是中央派遣的采访史、观察史行使监察的区域。每道包括若干州县。按照十道的自然区划绘制的地图称为《十道图》。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山南、江南、剑南和岭南都划分为东西两道,全国计为十五道。这时,道也逐步由监察区域演化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域。大体上每道都设有节度使主管军事,因此道也是战区管辖的区划。虽然道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绘制地图在习惯上仍然按照十道的自然区划分卷。见诸记载的唐代的《十道图》至少有4个版本。《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绘制《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绘制《十道图》10卷;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由李吉甫指导制作了《十道州郡图》;贾耽曾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奉命修国图,经过20年的努力,编绘了《贞元十道录》4卷和《地图》10卷。权德舆在《贾魏公贞元十道录序》中指出,“以十道为准”,“开卷尽在,披图朗然”,就是说录中有图。根据唐代图与录对应的惯例,《贞元十道录》与《地图》10卷应该是对应的。《十道图》的内容“大体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界限、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字、薪俸、各州郡疆域……”(8),以及镇戍险要等。应该说,《十道图》的制作与唐代在军事上划分战区实行节度使制度有一定关系。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年755年)边防地区有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节度使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本身兼任驻在州的刺史。安史之乱后,内地也多设节度使。这些总揽数州军事的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与道的区域划分大多是一致的,如李吉甫曾先后任山南西道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十道图》的分卷不仅依据自然区划,也有军事区划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十道图》既是普通的行政区划图集,也是具有军事参考意义的军事用图。五代十国时期,《十道图》仍然在使用,并根据州县增废的情况修改《十道图》。
    《元和郡县图志》是军事色彩很浓的全国性地方图志。《元和郡县图志》40卷,另有目录二卷,由李吉甫主持编绘。关于编写该图志的目的,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得很清楚:“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国计薄,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辩州域之疆理。……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远古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是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突出描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战略要地或各地的重大兵要内容。《元和郡县图志》以唐代的十道为纲,结合47个军事藩镇,分别叙述。内容包括各镇所属州县的等级、地理沿革、境界、贡赋、田地、山川、城邑、关塞等。在叙述各镇的文字前面,都有一幅地图。在藩镇势力增强,中央权力消弱的情况下,李吉甫编纂图志的目的在于提醒朝廷抑制藩镇,并积极做好战争准备。传本点校者指出:“志中所载恢复天德军旧城,置新宥州,改变涪州隶属,为当时重要军事措施,是他秉政时所经划的。当唐宪宗时,黄河南北五十余州为藩镇所割据,川西沦于吐蕃,此志仍有十道,该志在恢复旧土,使循名核实,具有深远意义。”张驹贤在《元和郡县图志考证叙》中指出,该图志是“辅治经国之书。……稽户口,列垦田,辨方舆,详贡献,以及山川关隘,兵马盐冶,仓庾桥道,河渠薮泽之属,无不悉关乎经画。按书而核,道里之远近,地形之形便,生齿之众寡,物力之盈亏,皆肴列于几案之间”。《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图志,“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9)。唐代以后,撰写全国性地志,《元和郡县图志》成为范本。
    《九州设险图》是一幅描述全国军事要地、军镇、戍守的地图。设险图,是唐代流行的一个图种。《九州设险图》为唐中宗年代的左史江融绘制。此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10),因而也是一幅全面记载军事历史地理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