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高照，万里无云，航摄飞机如箭一般冲向天空。 透过相机，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只见座座高山巍峨耸立，黄河长江蜿蜒其中，好一派壮美的景象。然而他们却无暇顾及，因为他们不是风光摄影师，这些启动快门的军人，有一个特殊的称呼：航空摄影师。
18年来，作为全军唯一的航摄中队，总参某航空摄影测量中队官兵们在千万次飞行中实践着新时期军人的历史使命。
趴在机舱底部，身体蜷成一个大大的问号，眼睛紧贴取景框……无数精美的航空照片，就是这样诞生的。
测绘是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航空摄影则是采集测绘数据的基本方式之一。航摄的任务，就是用镜头把地面的影像信息“复制”下来，制成合乎要求的精确地图。然而，在这支担负着为重大军事行动、重点战场建设、尖端武器研制和国家重大工程规划提供航空摄影测量保障的部队里，“复制”一旦失误，全盘皆成败局。
“万里行空摄神州，经天纬地写忠诚”，共和国的一页页辉煌历史中，包含着航摄军人的责任和巨大光荣。
小小的航摄舱内，汇集了光学、机械学、电子学、航空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有人形象地称它是袖珍型“科技方舟”。
“航空摄影测量是一种技术科学。中队虽小，但要当军事测绘信息技术领域的尖兵。”年轻的中队长孙玉平颇有“小卒过河顶大车”的气概，“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中队成立之初，靠一只秒表、一双肉眼完成拍摄任务的时代已成过去！”
“在卫星遥感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航摄之所以仍然是获取地面影像信息的重要手段，主要在于它入微的精确。”航摄师李晓泉告诉记者。
航摄师的朋友经常会开玩笑似地对他们说,你们多好呀,可以坐免费的飞机去全国旅游,可以观景拍照。对此，他们总是一笑了之，在这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有多少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航摄师在空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心无旁骛。我们一次飞行要在空中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候一边呕吐一边拍摄，连伸个懒腰都不行。”王明海回忆说有一年在黄河流域拍摄时，飞机在600米的低空飞行，“从镜头里俯看大地，感到农民赶羊的竹竿都能捅到飞机了。”
“上了飞机没别的想法，生死必须置之度外。”航摄师施国庆说，危险都不怕，再大的苦又算什么呢，挺一挺，就过来了。
坐在飞机上按快门是什么感觉？航摄师张海波说，一旦遇上气流，就像在最烂的路上行车，眼睛被相机检影器框撞得又青又紫，那是常事。
31岁的张海波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执行浙江南部某县城的航摄任务。那是个四面环山的县城，东面最高的山峰海拔1200多米，不仅大大高出了航摄的允许飞行高度，而且正好位于飞机进入和退出航线的必经之路上。
这次事后被他形容为“特技表演”的飞行是这样进行的：一关上相机，飞行员立即拉起飞机迅速爬高，同时急速转弯绕开最高的山峰。窗外山上的树木和岩石近在眼前，机翼似乎马上就要挂在树梢上了，飞机已完成转弯，再次对正航线。又一个俯冲，猛地下降200米，进入工作高度。“心提到嗓子眼”的张海波，顾不上调整失重的感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拍摄，拍摄……
像这样充满悬念的历险数不胜数。在沿海某地区拍摄，遇到旋转气流的飞机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在漩涡中下坠了几百米，险些栽入大海；在福州，飞机着陆时发生故障，发动机冒出滚滚浓烟，航摄师的第一个动作，却是赶紧把设备和胶卷取下来……
43岁的工程师戈一鸣还记得，中队成立之初，很多设备都是机械的，飞行中需要两位航摄师协同工作，一人调整相机拍摄姿态，另一人掐着秒表判断拍摄时机。在高速飞行的飞机上，要凭一只秒表、一双肉眼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10多年来，这个中队曾为长江改道、高原铺轨、在中国版图上汇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从“两弹一星”试验场的勘查到大兴安岭森林的覆盖率测算，从我国首枚远程运载火箭试验到我国第一代中华版图和军事地图的普测……在共和国一页页辉煌历史中，包含着航摄军人的如磐责任和光荣。他们先后完成了中苏、中老、中缅、中蒙、中越边境、港澳地区等重大航摄任务，为国防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每一次飞越山川的远行，都可能在国家和军队航摄史上写下不可取代的“第一”；每一项饱尝艰辛的任务，都成为又一卷壮丽诗篇的序曲。
近年来，中队逐渐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一边研究一边运用，每当新任务点燃智慧的火花，万里高空就是最好的实验室。
他们开发应用的航线设计与监视系统，实现了航摄相机和飞机领航的一体化，大大提高了拍摄效率。他们首次运用动态GPS技术在高原地区航摄，被誉为我国航摄史上技术与装备的重大飞跃。他们参与了专用航测飞机的改装和定型工作，结束了我国航测飞机依赖进口的历史。他们经过多次实验，摸索总结出沙漠、雪山等地区航摄参数表，有效解决了在特殊地区进行航摄的系列难题……
从黑白照片到真彩色的广泛应用，从机械化设备到光、电、机一体化仪器的使用，正是坚持不懈的自主创新，把航摄中队打造成为一个拥有先进装备和高精技术的精英团队。近年来，随着新一代航摄仪器的配备使用，航摄中队将实现数字化作业。
一切都在变，不变的，是官兵们数十年如一日的细致入微。在卫星遥感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航空摄影之所以仍然是获取地表信息的重要渠道，主要原因就在于其精确性。这些自诩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航测人对于自己最高和最低的要求，都是精确。
“你想想啊，除去头尾的损耗，一筒上万元的胶卷只能拍200次左右，加上冲洗费用、飞机耗油量，‘咔嚓’一下，光直接成本就得上千元。”47岁的肖光明算了笔经济账。航摄成本的昂贵让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
把追求的标尺定在使命的高度，每一次起飞都是一次超越。18年来，航摄中队在我军重点战场建设、重大军事活动、尖端武器研制等重大保障中，出色完成了多次航摄任务。
今年5月中旬，三峡主体枢纽工程竣工，无数为三峡工程辛勤忙碌的建设者为此欢呼雀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13年前，三峡工程上马在即时，航摄中队就奉命进入库区进行航空摄影测量，长江水利委员会要求4个月必须完成任务。
年过不惑的航摄师王明海至今都记得接受任务时的心情，“紧张，太紧张了！”
1993年的三峡库区，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房屋异常简陋，甚至连开水都没有，潮湿、炎热的天气让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他们非常不适应。三峡库区特殊的地形地势环境，使得航测飞机经常受到气流的夹袭，剧烈的巅簸使摄影师只能一边呕吐一边工作。
然而，最大的麻烦来自于长江流域特殊的气候，由于库区天气潮湿、水气大，航摄中队遇到了他们的天敌：淡积云，一旦空气中云层密布，就会影响航摄照片的清晰度和准确性。
怎么办？
工期每拖延一天，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研究库区的天气变化规律，通过向当地渔民学习取经，他们发现每天下午的1、2点钟，经常有一段短暂的空隙可以工作。王明海说：“既然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就要学习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就这样，为了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航摄师们天天在飞机上等待时机。在“消灭”掉几百袋方便面后 ，航摄师们仅用一个多月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后经有关部门统计，依据他们的测量成果，仅移民经费一项就为国家节约2.5亿元。
而今,三峡工程竣工，实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梦想。当举国上下为这宏伟的工程而欢呼的时候，我们航摄中队的全体人员又踏上了另一个征程。
1995年，中队接到西藏地区航摄任务。然而连绵的雪山使航拍失去了参照物。航摄师们面临着任务要求和恶劣环境的双重考验。
“长时间高空作业，每天只能吃方便面，偶尔吃上一个硬邦邦的馒头，就像过年。” 拍摄，失败；失败，再拍！100多天的夜以继日，航摄师们由于长期缺氧、高原反应，有的嘴唇干裂、鲜血直流；有的皮肤发乌、指甲凹陷；有的内脏功能严重受损，引发心脏疾病……但让王明海和同事们欣慰的是，正是在这次长达3个月的工作中，他们第一次将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和雪域高原摄入镜头，获取了丰富的西藏地表信息，并首次将全球定位系统与航摄技术结合，实现了大面积无人区的拍摄。
多年来，中队先后在500多个测区作业，航摄国土面积累计达800多万平方公里，飞行近万架次，共计58000多个小时。曾经航摄过“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地区的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换算：把18年来拍下的航摄图幅折合为1：5万比例尺的地图，有近两万幅；如果把使用过的胶片连接起来，约有34座珠峰那么高。
18年来，中队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20人次荣立个人二等功和三等功。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在个人、家庭和事业上，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在鲜花和荣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苦与痛。在航摄中队，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尽管这样的苦常常超出他们自己的想象。然而在任务面前他们却从不言苦。1998年，东北某地区，天寒地冻，航摄师吴俊和往常一样，穿上棉航空服和飞行靴，一切准备就绪后，进入工作岗位。当飞机升到4000米的高空时，不密封的机舱里温度降到了零下30℃，当达到预定高度时气温已降到了零下40℃。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上想别的，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在相机与机舱的结合处，一个并不密封的接口正蕴涵着杀机。寒风正通过这个接口，不断地向机舱内灌注。一小时、两小时……当工作顺利完成时，已经6个小时过去了，吴俊准备挪脚时，才发现双脚已经失去了知觉。他脱下鞋袜想搓一搓脚，发现自己的双脚竟“和冰箱里的冻肉一样”，脚被冻伤了。被紧急送到医院之后，经鉴定为深二度冻伤，让他后怕的是，如果再稍晚点送医院，这次冻伤就会造成截肢。
2003年，老航摄师李桐林高烧39度病倒在岗位上，为不影响任务的完成，他不顾医生“可能感染肾炎”的警告，毅然回到作业一线继续工作，创造了单人单机飞行时间9小时40分钟的最长纪录。
航摄中队任务特别繁重，人手紧缺，平均每人每年执行外业任务都在9个月左右。常年在外，他们既不能像常人一样享受家庭的温暖，又无法给家庭更多的关爱。在航摄中队上万次的飞行任务中，他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承受痛苦的岂止是他们自己。让我们走近他们的妻儿，听一听她们的心声吧。
何芙蓉是航空摄影师张海波的妻子，她说作为一名妻子，他工作的危险性我从来都不敢多想。说这句话时，同样身为军人的她突然泣不成声，全然不能自己。
张秋花是老中队长徐水平的妻子，她说他们的恋爱是从婚姻开始的，这有别于一般的先恋爱后结婚的程序。这也是因为老徐工作太忙，匆忙见了一面后，再回来已是3个月之后了。我们谈了两年的恋爱，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几乎屈指可数。“恋爱的时候，他给你送过花吗？”“没有，从来都没有过，他哪有时间？”几十封书信，就是他们天涯海角的证明。这就是他们不入时的恋爱方式。
“婚后老徐又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单位，家里的事情根本都帮不上忙，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照顾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但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然而最心酸的一次是1994年，离家数月的徐水平执行任务回来，在临潼机场中转待命。因为半年多没有见面了，虽然时间短，但我仍然决定抱着一岁多的孩子赶赴机场去见上一面。哪知这一面只有短短几分钟，孩子一直扒在车的后玻璃上，哭着喊着要爸爸。孩子哭了一路，我的眼泪也流了一路，现在想起这件事心里还酸酸的。”
邹丽娟是李桐林的妻子，“我们的家，对李桐林来说，就像是招待所。有了孩子后，我既是妈妈、又是爸爸。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看见爸爸，跑上去喊，我女儿也冲过去跟着一起喊爸爸。孩子大一点之后，每次任务间歇他在家的那段时间，孩子都像过节一样特别高兴。他走后，孩子常常流泪对我说：‘妈妈，我想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十几年来，他们有的时候一年在家的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天。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也希望能在老人身边多尽一点孝心，能为爱人分担一些家庭负担，能多给孩子一点温暖……这些平凡人家的天伦之乐，这些应尽的义务，对于他们来说，却成了奢望。当工作与家庭需要产生矛盾时，当军队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无怨无悔。正是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保证了一项项任务的出色完成。
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京九铁路、三峡大坝……共和国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工程，都铭刻着建设者的功勋，而我们英勇无畏的航摄师们也以不屈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在我军航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一笔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