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驼峰航线”是中美两国“二战”期间，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共同在中国西南山区开辟的空中通道，其艰险程度堪称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之最。
    1942 年，日军占领缅甸并侵入中国云南，向重庆等未被日军占领地区运输战略物资的“最后一条陆路输血线”滇缅公路被切断。中美被迫开辟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到云南的战略物资转运空中航线。这条航线跨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这里最高山峰7600多米，而当时的运输机载重时只能飞3500米左右，不得不在驼峰似的高山峡谷中穿行，故称“驼峰航线”。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没有精确航图是飞机失事的原因之一。中美双方为赶制中印航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著名测绘专家胡明城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亲身经历了“驼峰”航线测图过程。60多年过去了，年届90的老人把珍藏的记忆凝结成篇，大文如海，弥足珍贵。 

    我于1942年春调到国民党政府测量局天文观测所。这个所是三十年代初在南京成立的，购置了当时先进的仪器和为数不多的大地测量书籍，积累了大量观测资料。这些东西在抗战中安全地运到了后方，以贵州平坝县的东岳庙为办公地点。所长是我的老师周江文先生，同事中有我的同班同学周学广，他品学兼优，我尊称他为兄长，情同手足。
    周江文一贯从事研读，对大地测量有卓识远见。他认为测绘事业的发展，应从培养人才入手，选定周学广和我分别从事子午仪观测和等高仪观测的研究。当时并无培养研究生的制度，事实上周学广和我成了以他为导师的第一批研究生。

    一、中美合作出测
     抗日战火在蔓延，缅甸战争失利，国际补给线被切断；美国军援物资只能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当时叫做驼峰）运到中国。这是一条可怕的航线，美国空军为此牺牲了不少生命。飞机失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精确航图也是原因之一。为了测制中印航图，美国于1944年初之前已派测量队到云南境内施测天文点。他们的测量队以两人为一小组，配备吉普车一辆，作业效率很高，进展很快。但是，测区包括贵州、川西和康巴地区，甚至扩展到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川西、康巴和昌都地区交通极其困难，美国测量队的吉普车无法到达，所以建议中美合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美国的意图是要中方单独承担困难地区的天文测量；由于中印航图在印度和美国制作，并不需要中方参加，中方则意图派人到印度和美国去实习。
    1944年初，周江文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获悉上级要任命他为中美合作航测队的副队长。1944年4月，中美合作航测队正式成立了。美方人员住贵阳美军招待所，中方人员住贵阳南厂。美方领导人是Doran上校，他是美国海岸大地测量局级别较高的文官，四十多岁，抗战中应召入伍；其余是几名尉官；他们的测量队还在云南作业，很快要进入贵州。中方分为三个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任务，是分别准备到美国和印度去实习航图制作。由于这两个组的任务都是出国，大家趋之若鹜，测量局的高官们拼命把自己的亲属塞到第一、二两组；特别是到美国的这个组可以到国外呆一年多，获利更高，争者更众，演出了不少丑闻，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比之下，周学广领导的第三组由于要到困难地区吃大苦，形成了门前冷落、无人问津的局面，只能采取动员说服的方法，好不容易才凑足了必要的人数。
    实际上，测量局不乏英语水平较好、业务能力较强的职工。如果采取公开报名参加测验，择优录取的方法，则可收到量才用人之效，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美方的一个天文观测组要出发了，为了增进双方的彼此了解，周江文派我参加他们的工作。美方每一天文观测组包括一名观测员和一名助手；前者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军阶多半是少尉；后者文化水平稍低，军阶都是上士，我这个组的观测员是Greeberg少尉，助手是Paterson上士。他们的装备除了天文观测仪器之外，还有卡宾枪、猎枪和手枪各一支。另外带有不少军粮，装了满满的一拖车。他们在美国受过短期训练，采用的方法是等高观测法，正好是我刚刚完成的研究课题。因此，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完全不懂理论，只能按严格的规定进行测算工作。
    我们的测区是贵州、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地区，第一个施测的点是贵州兴仁县。第一晚开始观测时天气晴朗，但一组星尚未测完，天气突变，我们车上只带了一个帐篷。我连忙到县政府，请他们安排住所。第二天 Paterson病了，县卫生院的医生诊断为肺炎，我问病情是否严重，他很有把握地说：“不严重，我这里有对症的药品，但要注意保暖，不能再受寒了。”为慎重起见，我探听过医生的水平。据说：兴仁县是专区所在地，医生水平比一般县卫生院高，备用药品也比较丰富。此后天气一直不好，所幸Paterson的病情逐渐好转，但他解大小便却成了问题；他要上县政府的土厕所，我遵医嘱坚决不同意。我想到我们带的军粮有很多马粪纸箱和空罐头，可以用来盛大小便。 Paterson的第一次大便是我去倒的，他们很受感动，以后Greeberg和我争着去倒。事情虽小，但对我们的合作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兴仁县的雨连续下了十多天。在此期间，美方天文观测的细节我完全清楚了。他们只是为了满足测制航图的需要，方法力求简便，最后是画出一个定位圆，由此定位圆与各定位线的相对位置来判定观测的精粗。我想到我们到这一地区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多测些恒星，用严格数据处理方法计算，那么这些天文点将来还可以用于大地测量目的。我向Greeberg建议：“每晚多测些恒星，由定位圆图判断观测质量，把观测质量不好的星去掉，那么我们上交的定位圆图就显得比较突出；当然，星数多了，计算工作量增大，以后的计算工作由我承担。”Greeberg欣然同意。在他们看来，计算是最恼火的事，多测几颗恒星算不了什么。两年多以来我从事等高观测研究，这一类的计算是我的特长，他们高兴得叫我是great computer（大计算家），有时把我抱起来。这些美国小伙真是天真可爱。
    此后我们依次完成了兴义、安龙、册亨、安顺和紫云的观测工作。
    我们回贵阳后，向周江文汇报了这次合作出测的情况，他认为已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随后举行了一次展览会，展出我们过去的等高观测成果和美国在贵州境内的最新观测数据。DORAN上校看得很仔细，对我们过去的观测成果倍加赞扬，也说Greeberg的观测有进步。
    此后，中美合作航测队的任务主要转移到康巴地区，即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所以迁往重庆。

    二、整装待发
    中美合作航测队于7月底迁重庆。这一路上的险峻地段是娄山关。记得我1940年由贵阳到重庆，车过乌江渡、娄山关的七十二拐和吊丝岩，感到惊心动魄。后来由陕甘调到贵州，第二次经过这里，仍然有些紧张。这次经过这里是第三次，心情较为平静了。
     周学广领导的第三组，忙着作出发前的准备。在测区分配中，我接受了理塘、巴塘、义敦、昌都、得荣、乡城、稻城等地的天文观测任务。在五个小组中，我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当时每个小组三人，我的助手麦镇远是香港人，香港沦陷后到内地进测量学校学习大地测量，父亲在内地病故，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麦镇远天真活泼，我叫他麦小弟。我组的测工是四川人。
    为了御寒，我们每人领到了一件老羊皮大衣。这是一种很实用的衣物，我们靠它抵挡了康巴地区的风雪。到返回重庆上交时，对它还有感谢之情。
     抗战期间，我们只能听英国BBC电台播发的无线电信号来进行天文观测。要收听这个电台，我们自己的收音机质量欠佳。此外，为了测量高程，我们缺少合格的气压计。因此，我们向DORAN上校提出了支援这两种仪器的要求。他很快送来了，同美国测量队所用的一样。在康巴地区的天文测量中，这两种仪器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出发前，周学广到测量局取了两封信。一封是晏勋甫局长写给西康省秘书长李××的，请他对我们在该省的测量工作给予帮助；他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而且都是湖北汉川县人；这封信对我们在康巴地区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封信是万煜斌副局长写给他堂兄万××的，此人担任西康省禁烟工作的主任。

    三、雅安印象
    八月中旬周学广率领我们三个天文观测小组向康定进发。由重庆向西直到邛崃，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往西地势突然升高；接近雅安时，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在望；但见气势磅礴，高耸入云，皑皑白雪终年不消。我们这些从事大地测量的人，面对这样的高山感叹地说：“将来谁能设法让我们的三角测量网通过这样的高山区，谁就是名载史册的英雄。”
    雅安是刘文辉军部所在地。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浓厚的地方封建割据色彩。我们到达的当天傍晚，突然听到一阵吆喝之声，街上的人都退到两旁，为一列队伍让路。这列队伍不是军队，为首的是几位穿长袍的长官，骑着高头大马；后面是几顶轿子，里面坐着花枝招展的官太太，两侧有不少穿长袍挎短枪的警卫。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我们去拜访了万副局长的堂兄万××。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曾在缅甸同日寇作战，不知什么原因官场失意了，被派到西康省主持禁烟工作。西康抽鸦片的人很多，县长和军队的营团长，抽烟的人不在少数。到这个地方禁烟，真令人莫名其妙。据这位将军说，刘文辉要他就住在雅安，不必到其他地方去，他颇有感慨地说： “就住这里吃闲饭吧！”
    关于翻越二郎山问题，这位将军说：“这条路过去的施工太马虎了，雅安人都视为畏途，因为车祸太多了。现在有些司机专跑这条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你们可以到雅安公路局租一部专用车，说明你们任务的重要性，请他们派最有经验的司机。大雨天不要走。”
    我们在雅安的居住条件嘈杂，到公路局办好手续之后，就乘车转移到两路口车站去。那里比较清静，可让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明日翻越二郎山。车开出大约一公里，见到路旁卧着一具死尸，满头是血。奇怪的是，行人都不管，好像没有看见似的。这也是雅安特有的现象。

    四、翻越二郎山
    公路局派的车准时到了两路口车站。司机是一位很健康的小伙。由他的言谈，好像走这段路是很平常的事，没有给人可怕的感觉。天气情况是：前天大雨，昨天雨停，今日虽是阴天，但云脚高，不会下雨。
     二郎山耸立在大渡河畔，海拔3437米。我们的车走出两路口站，就开始爬山。但见公路蜿蜒盘绕；一边是悬崖巨石突兀，由于这段路是从悬崖中挖出来的，雨后山水从头顶上的巨石注下，汽车如在水帘洞中穿行。另一边是深涧浓雾弥漫，不知底在何处。路旁不时出现车祸留下的一堆堆汽车残骸，似向人们诉说一个个毛骨悚然的惨剧。突然，前面悬崖上出现一颗倾斜的大树，上面不知搁着一件什么东西。待汽车走近一看，原来是辆滚下悬崖的汽车，正好搁在它的上面，底板和轮子朝天，不知道搁了多少年。
    在这随时可能送命的恐惧气氛中，没有一个人作声，连最活泼的麦小弟也一言不发。有的人干脆闭上眼睛，似乎在默默地祈祷。翻越二郎山几小时的路程，每个人的心都提得高高的。直到下坡快结束时，人们的心情才开始缓解；当大渡河在望，泸定铁索桥隐约可见时，人们才开始活跃起来，大家共同的感想是：“娄山关比二郎山，小巫见大巫。”
    汽车停下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到司机面前，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泸定铁索桥不通汽车，只供人畜通行。由泸定到康定，只能把仪器装备雇人运过铁索桥，再乘对岸的汽车到康定。我们到达泸定的第二天，就这样乘对岸的汽车到了康定。

    五、康定见闻
    我们是晚上到康定的，借用西康省政府招待所的一个大厅安顿下来。第二天周学广持介绍信拜访了省政府的李秘书长。接着招待所负责人对我们表示歉意，他说：“昨晚不了解情况，怠慢了大家，现在李秘书长来了指示，请大家搬进客房住，不收费。”周学广说：“我们不能给省府添麻烦，不能影响招待所的收入。现在我们每晚打地铺，白天把铺盖卷起来，已经很好了，不能再要求什么。”招待所要执行李秘书长的指示，周学广坚持自己意见，相持不下。招待所让了步，要周学广一人搬进客房，他还是不同意，理由是他要同大家同甘共苦。
    康定是汉族和藏族杂居之地，当时是西康省政府所在处，住有不少政府官员，市面相当繁荣。当时西康省的辖区，由芦山和雅安一线开始，往西直到金沙江。过去这里叫打箭炉，据说是诸葛亮当年设炉打箭之处，也叫泸关。
    刘文辉到了康定，这里的高官们设宴为他洗尘。李秘书长也请了周学广参加，顺便向刘文辉报告我们测量队到西康的目的及其对抗战的意义。事后周学广对我们说，这里的宴会很奇怪，宴会厅设有床，供客人们抽鸦片烟之用。
     此后周学广又参加了一次宴会，也是李秘书长请他参加的。他对我们说：“人家请了我两次，我总得回请一次；我决不动用公家的钱，算我私人请的。”我们有两点意见：“第一，刘文辉是上将或中将，你只是同少校，以你的名义请，他肯来吗？第二，这明明是因公请客，怎么能由你个人负担？”出人意料的是，刘文辉真的出席了这次宴会，他是坐绿呢轿子来的，警卫人员一律长袍短枪，他本人穿的是缎子长袍，套上马甲。周学广对餐厅说不要开发票，算他个人请客。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执拗。
    为了保证沿途的安全，李秘书长建议我们去拜访一位藏族实力人物邦大多吉。我向邦大多吉献了哈达，请他为我写一封证明信，说明我的任务是为了抗日，请有关寺庙和土司们予以保护和协助。他为人豪爽，真为我写了一封证明信，而且在沿途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康定遇到了一个美国测量小组，共三人；除了一名少尉和一名上士之外，还有一名四十多岁的美国翻译，他抗战前是芜湖医院院长，可以说中国话。他们是来测康定天文点的，由于这里是困难地区，不得不带一名翻译。他们是骑马来的，沿途很辛苦。我们边走边谈，到了他们的住所康定福音堂。大家坐定后，周学广首先说明了我们的任务；然后告诉他们，康定在抗战前已测了很精确的天文点，不必再测了，这一情况早已通知美方。他们听到后非常懊丧，责怪美方计划人员失职。周学广说：“事已过去，责也无益；我们同属一个测量队，肩负着打击日寇的共同任务，在这里不期而遇颇不容易，我建议举行一次联欢会作为纪念。”大家一致同意。
    联欢会是在康定温泉举行的，美方的少尉和上士都是小伙，非常活跃；美国医生很幽默，善于讲故事。既用英语讲，也用中文讲；麦小弟英语说得很流利，兼唱中国歌和英语歌。会上载笑载唱，一片欢腾。联欢会轰动了康定文化界，他们派记者采访，报纸上作了详细报道。
     西康省教育厅长陈其保见到了报道，也来找我们，他说：“这次中美合作航测队到康定，是我们西康学生学习科学的好机会，可以使他们了解天文与作战的关系，我们请求举行一次展览会，会上作演讲，展出中美双方采用的仪器和美方的战时装备。”周学广同意去与美方商量。展览之日，美方天文小组的全部装备都展出了，包括武器、卧具、帐篷、小工具和军用食粮。这个展览轰动了康定街头巷尾，连老百姓都来看。
    我了解到由康定到巴塘必须结队而行，以保安全。有一天，军令部的一位校官和他的同伴谭××（广东人）来找我，据说他是巴塘土生土长的，会藏语，熟悉沿途情况。他建议我们小组和他们一道走，以免我另外找翻译（在康藏叫作通事），我当然欣然同意。
    我们在康定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些工作是在当地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我们除了要带足够的口粮和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带足够的燃料。所谓燃料，就是含有松油的松树枝；它不仅可以用来点燃马粪，还可以照明，所以叫做“松明”。在风餐露宿条件下旅行，这是最理想的燃料。
    在康巴地区旅行的特点是，人骑马，用牦牛驮行李。牦牛力大，但它在树林中喜欢乱窜，把所驮的东西摔下来；所以行李要捆扎得很结实，要请专人用生牛皮捆扎。在我们执行任务中，特别注意仪器箱的捆扎，未出现问题。
    为了抵御康巴地区的风雪，在重庆领的老羊皮大衣还不够，我们在康定购置了藏靴、皮帽和雪镜。
    到此，我们完成了出发前的所有准备工作。1944年中秋节我们三个小组聚餐之后就出发了。
    在康定的日子里，周学广和我们一直睡在招待所的地铺上。我们一走，他就迁到福音堂去了，不肯接受招待所对他的优待，一直到我们任务完成离开康定为止。